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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理事長馬英九先生自美國哈佛大學取得博士學位回國服務，雖長期擔任公職，但對國際法的熱忱始終不變。除出版專書《從新海洋法論釣魚臺列嶼與東海劃界問題》，由法學的角度討論釣魚臺問題外，並曾於國立政治大法律系兼任教授國際公法十七年，專任教職一年。此外，他還長期參與本會會務，擔任過副秘書長、副理事長，與理事長等職務。日前他接受本會同仁專訪，暢談他對本會的定位與期待，在法務部長任內推動的獄政改革工作，以及「福明輪」案的決策過程等。本會特別整理這篇談話，以饗所有會員。
問：一個理想的「中國國際法學會」，應當在社會上扮演什麼角色？未來的工作重點又為何？
答：中國國際法學會的任務和工作目標主要在於促進國內對國際法學的研究和發展。為了達成此一目標，學會已成立了若干委員會，針對不同的國際法主題進行研究，從海洋法、人權到兩岸事務，都是這些委員會關心的對象。不過必須強調的是，我們把兩岸事務納入進來，並不是認為兩岸是兩國，而完全是基於研究觀察的便利。
在具體作法上，我深切的希望當我國發生一些與國際法有關的事件時，或是其他國家發生的事件雖然跟我國沒有直接關係，但是可能對我國有影響時，學會都應該對這些事件加以分析並予以評論。我認為學會既然是中華民國的國際法學會，就要讓國人對於任何國際事務的國際法層面都能有適度的了解。譬如說，今年四月，我們曾討論了中共與美國發生的軍機擦撞事件，這是因為當時輿論界的評論都是從國際政治的角度討論，鮮少有國際法的層面分析。
前述軍機擦撞的例子也可以說明我的想法，即中國國際法學會應積極地把國際法的知識普及到民間，除了讓學者重視，也要讓一般社會大眾了解國際法。而要達到此一目的，學會除了每年固定地開座談會與辦演講外，還要更有企圖心地推動與關心。此外，學會也可以考慮接受政府或民間機構的委託，進行國際法問題的研究，扮演好政策建議的角色，提出可行的意見。
問：您在擔任法務部長期間，對於受刑人的人權與獄政問題十分重視；最近在行政院院會中，您又支持將過去政府已經簽署過的二個人權公約送立法院審議，可否談談您的一些具體措施與基本理念？
答：我在法務部長任內時，一方面重視獄政改革，讓受刑人得到一個合理的待遇；另一方面，我很強調對被害人的補償。補償犯罪被害人的觀念是我在任內提出來的。而且，我也是首先考慮到從受刑人的勞作金中，拿出四分之一作為犯罪被害人補償基金的一部份。這些作法雖然還不是很完備，但至少說明被害人的人權也應受到相當的重視。
除此之外，我也做了很多監獄開放的措施。譬如我主張在監獄裏取消煙禁，我也主張除了收押、禁見的人不可以看報紙以外，其他的犯人都可以閱讀書報，也可以聽收音機，事實證明這些措施的實行成效都相當良好。
前述的作法或許跟國際法沒有直接關係，但我堅信，人道與人權是普世的價值，不管是哪一種文化背景，人身自由、人身保障都是必要的。所以我支持將過去政府已經簽署過的二個人權公約送立法院審議。因為從國際法上來看，條約如果未被存放，整個手續就沒有完成，所以總統批准完還要進行存放，聯合國接受了批准書，這個手續才算完備。我也了解，聯合國目前是不會接受我們的批准書，但是如果我自己連這個動作都不作，是不是表示連我們自己也放棄了當年簽署的理想呢？我們遵守這兩個公約，是為了能夠達成聯合國尊重人權與保障人權的目標，希望聯合國接受我國存放批准書，也是天經地義之事。至於聯合國有何種政治因素考量則不應影響我們推動人權的決心。
問：什麼原因促使您研究國際法？從台大、紐約大學法學院，到哈佛大學法學院，這一路走來的經驗，您對後學有興趣修習國際法者，願意提供什麼樣的忠告？
答：我對國際法有興趣，跟釣魚臺有很大的關係。我在大三修國際法的時候，發生釣魚臺事件。過去我們聽到、學到的一些名詞，像國家、領土、主權、尊嚴，聽起來很抽象，從來就沒有跟自己的生活結合在一起過，但釣魚臺事件發生之後，就不一樣了！這些名詞是有血有肉的。
到釣魚臺事件之後我才發現，國際強權是如此無理，明明是我們的領土，怎麼可以這樣私相授受，它到底是根據什麼規範來進行這樣的行動？所以我一定要去了解它的觀點、它的歷史、它的法律，跟我們有什麼不一樣？如果只憑著一股義氣，那就只能打仗。如果不希望打仗，而是希望用和平的方式解決爭端，就必須講道理。講道理，就必須了解釣魚臺的地理、地質、歷史、以及相關的國際法，然後再設法在這些領域當中找出對國家有利的因素，這才是解決國際爭端之道。
剛開始時我的研究興趣集中在傳統公法的層面，但後來才覺得公法只是國際法的一小部分。過去，公法曾是國際法的全部，可是當國家、個人的交往越來越頻繁的時候，就會出現很多新的領域，包括剛剛提到的人權、國際經濟法、國際貿易法等，這些領域的重要性目前已經超過純粹的公法。
就拿世界貿易組織有關解決爭端的各種案例來說，真是汗牛充棟。而它們的重要性和數量都已遠遠超過國際法院的判決。世界貿易組織的案例都是很實際的：例如紐西蘭的牛肉案，加拿大的鮭魚案，都是跟生活息息相關的。世界貿易組織是國際法將來最重要的舞台，因為在那邊，幾乎所有重要的議題都被討論過；先是貿易，然後涵蓋到跟貿易有關的投資，再擴大到智慧財產權，再擴大到勞工、環保、人權，你能想到的議題，世界貿易組織都有。
國際法的訓練讓我們有更開闊的視野，因為全世界將近有兩百個國家，每個國家都有它不同的文化、歷史、背景。國際法會讓我們自然而然了解，不同的文化背景會有許多不同的看法，因此會有更多的寬容跟諒解。現在的國際社會，所有國家都是平等的，每一國家的主權都是平等的。你國力比我強，那是強弱的問題，但這並不表示你的國格比我更高，這就是現代國際法的一個基本精神。
對於要研究國際法的法律系學生，我衷心建議大家千萬不要劃地自限。如果你只著重在傳統公法，那麼範圍會太狹窄。不過傳統公法一定要好好學，因為從這裡出發可以有很多分支，例如經濟法、貿易法、金融法、環保法、智慧財產權、勞工等。學習過程是整體的，不需要太早急於偏重在單一領域。
問：請理事長談談過去參與福明輪案決策的經過？
答：福明輪是陽明海運的船，一般是航行於大西洋上。福明輪案的起因是據說有幾個羅馬尼亞的偷渡客在西班牙上船，在航行途中被船長丟下船去。雖然船長否認，但福明輪在加拿大哈利法克斯港靠岸時，加拿大皇家騎警上船蒐集證物，並把中華民國籍的船員抓了起來。
那時候我在法務部服務，外交部請我們研究相關的規定，結果發現加拿大跟羅馬尼亞訂有引渡條約。不過我主張，縱然有發生殺人的情況，但因為發生地點是在公海上，而根據一九八二年的海洋公約，對本案有管轄權的是船籍國，或者是船長的本國，至於其它的國家，包括港口國都沒有管轄權。所以真正具有管轄權是我國，千萬不可放棄。為達成目的，我派了兩個檢察官去加拿大哈利法克斯港，也聘請加拿大最著名的刑事律師來協助，結果加拿大初審法官麥當勞判我方勝訴。
福明輪這件事給我們一個很大的教訓，就是處理這類的問題，除了要了解國際法外，也還需具備國際知識。例如加拿大和羅馬尼亞之間的關係，以及羅馬尼亞本身的刑法規定等都必須了解。後來訴訟的時候，我們甚至舉證羅馬尼亞的刑法本身都支持管轄權應該是屬於中華民國。就是因為作過如此充分的研究，使得我們提出的論據幾乎無懈可擊。
問：對於本會會員以及愛好國際法學的人士，在中華民國即將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前夕，理事長有何想法與建議？
答：我深切希望能建立起一個制度，使得大家對國際法的熱情，能透過這個制度化的管道，持續的散發出來，而不要一下子散掉。當我在政大專任教職時，原本準備花十年的時間，替國家訓練一些在國際法或國際政治上能談判、能折衝的人。當時我就希望能借重中國國際法學會，慢慢來完成這個工作。我也曾經在政大開一門國際法實習，課程內容一半國際法，一半是英文課，希望能訓練一些年輕人。目前，中國國際法學會不但繼續在主辦英文模擬法庭辯論賽，而且還與理律文教基金會合辦中文模擬法庭辯論賽，這一切目的就是要訓練人才。人才的培養並不是為我所用，而是為社會所用。我們做學者的希望，就是不斷有新人輩出，這樣國家才有前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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