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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常想，回顧這一生我所參與的諸多事情，我最感欣慰與幸運的大概有四件事。
幸運與欣慰的四件事
第一件事，是在一九九○年代前後，因為歷史的因緣際會，我有幸為分隔仇對數十載兩岸的交流和解，獻盡了一份心力。雖然最後因為政治上的主客觀因素，並沒有達到我心中期待的目標。為了交代心中那些未竟的期盼，我把自己的想法寫成了一本書《假設的同情》，算是做為一個人生的注記，也算是對歷史作一個交代。
我覺得自己在兩岸關係上的歷史責任，使命已了。兩岸事務要進一步的開展，兩岸人民的情感要進一步的連合而不是仇恨分化，需要政治人物的良心與智慧，這一點，雖然我「失望」了超過十年，但我相信這些陰霾終將過去，因為兩岸關係的客觀情勢已穩定，隨著台灣人民益趨理性成熟，使得政客透過鼓動法理台獨、刺激兩岸緊張的空間也漸不存在；中國大陸亦不同往昔，維持穩定、以發展經濟成為其首要目標，對台動武的可能性亦同而大減。由此以觀，我敢斷言，未來十年，必然會是兩岸交流合作最黃金的十年，但這黃金時代的打造，則可以交給新一代的年輕人來推促。
第二件事，是從事律師工作超過三十年，特別是有幸和理律法律事務所最優秀的同仁一起打拚，憑著對專業的堅持，同仁們打造了一個受到各方肯定的一流法律事務所。即使中間曾經歷過險峻的風雨飄搖，但理律不但沒有被挫倒，反而被洗滌的更加璀亮。經過一連串的制度精進，不但在法律專業上精益求精，更努力強化理律在關懷社會、參與公共事務的動力。為了實踐我們對社會的承諾、責任與使命，不但成立理律文教基金會，參與台灣與大陸的法律教育及法制建設工作，理律更先驅性的將同仁在社會公益的服務參與，納為考評獎勵項目。因為我們知道，任何一間法律事務所成功與否的價值衡量，其對社會的參與和貢獻，是一個重要的量度。看到同仁們能全方位的追求並實踐「關懷、服務、卓越」這三個理律的核心理念，讓我感到既寬慰，又放心。
第三件事，是參與紅十字會的國際人道服務工作近二十年，有機會為世界上超越國界、各角落需要幫助的苦難人們，盡一份當盡的心力。每一個人，都只擁有短短數十載的生命，臨到終點的那一刻，如果我們可以驕傲的告訴自己，我曾善用手中的每一分力量，無私無我的為人群付出奉獻，幫助需要幫助的人，那會是令人安慰的時刻！
對我來說，參與公益服務，是一個終生的志業，因為我深信關懷弱勢、服務人群，是每一個現代公民的義務與責任。
第四件事，則是擔任法學教育工作超過三十載，並且有機會為台灣的法制建設獻言獻策，透過教育與法制建設的參與，我們做的是最重要的觀念深耕與制度奠基的工作。因為我深信，只有透過教育培養出有使命感的法律人，建構可以周延運行、增益民祉的法律制度，並將法治觀普揚於社會公民，中國（包括台灣與大陸）才能成為富強、穩定、和平的幸福社會。
迫切的憂心：法學教育與法制建設的再省思
而這第四件事，則是我現在特別關心、憂心也感到迫切的一件事，一方面，是個人情感因素使然，畢竟身為一輩子的法律人，在大學執教法律、擔任華人地區最具規模也極受肯定的法律事務所合夥人，我會覺得自己在法律教育、法制建設與法治觀念落實的工作上，有著發於情感的義務。
另一方面，則是鑒於台灣法律人受到的諸多批判，特別讓我感受到急迫性，正因為法學教育與法律制度的不健全，使得台灣沒有成功教育出不論在人品、學識、專業操守各方面均堪佐國、治國大任的優秀法律人，才會致令眾多亂象，使吏治腐弛、政治敗壞，乃至於社會空轉、經濟蕭條、民生愁困。這個負面循環一日不根除，人民所受之痛苦便一日不能去。
而這些憂心對於已逾耳順之年的我，感於歲月，倍加感受到這份義務之匆迫。而這樣的迫切感，可以說是我撰寫本書重要的心理背景。
我迫切的覺得，即便所言所陳可能會使一些法律故舊感到冒犯，當非則非，該責即責，法律人不容許鄉愿，所有法律人都不能再沉默、更不能再等待。必須深切的自省，並下定決心扭轉過去的陋習，重建社會對法律人的信心。
醞釀這本書已有很長一段時間，但由於公私皆繁、無暇靜慮。所以總是給自己很多藉口，不斷往後延擱這個想法。直到這幾年來，法律人及法律教育所凸顯的問題愈來愈嚴重，特別是在法律人成為總統，並在政府各部門全面的擔任重要首長後，國家的法治反而迅速崩壞，吏治腐弛、民生凋萎。法律人受到輿論空前的責難，令我感到痛心至極。
剛開始，面對社會對法律人的質疑，我是非常不能接受的，依自己過去所受過的法律人訓練、對法律人的期待及從身邊許多優秀正直的法律人身上所看到的，我非常不服氣的認為：「社會的質疑，都是偏見、都是誤解。」然而，一段時間過去後，我的不服氣卻漸漸動搖，看到部分法律人，特別是一些由法轉政的法律人，在公領域一塌糊塗的表現，我不由得開始感到心虛，但我又會想：「不公平啊！他們是他們，我們是我們，怎麼可以因為這一小撮人的表現，就一竿子打翻所有法律人！讓其他俯仰無愧的法律人和他們同揹罪名呢？」
然而，再過一段時間，我卻連這一點點「抗辯」的勇氣與信心都漸漸失去了。因為慢慢的，我開始相信，社會的質疑不是沒有道理。法律人的「整體」必然出了一些問題，一些很嚴重的問題，才會不斷受到社會的質疑。不但沒有穩固社會對法律人「正義守護」的形象認知，反而不斷的為台灣製造負面示範、帶來危機與災難。
身為法律人，也一向以自己是法律人為榮的我，心中不禁浮現一個龐大的問號：法律人，你為什麼不爭氣？
以這個問號做為起點，我一步步的從現實世界裡台灣許多法律人的表現，開始逐步析理，試圖點出病徵、找出病因，並且，有可能的話，開出病方。所以，這本書，就是在這種既批判復深深期待的心情下，一字一字的寫成。
台灣，是預照大陸的一面鏡子
而我也希望本書中試圖提出的觀點，不只對台灣法律人的自省有所催促，也希望中國大陸的法律人，能從台灣的經驗中，得到啟發與警示。在很多方面，台灣往往就像一面「預照」大陸未來的鏡子，當大陸和台灣一樣都在追求現代化的法治與法制時，台灣今日所面臨的問題，都不啻是一種對大陸未來必然面臨的「預告」。因此，本書嚴肅討論的問題，以及試圖提出的解決方法，不僅只對台灣適用，也值得中國大陸的法界參考。
1941年，鄧小平先生在《黨與抗日民主政權》一文中曾說：「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須加強法制。必須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這種制度和法律不因領導人的改變而改變，不因領導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變而改變。現在的問題是法律很不完備，很多法律還沒有制定出來。往往把領導人說的話當做『法』，不贊成領導人說的話就叫做『違法』，領導人的話改變了，『法』也就跟著改變。所以，應該集中力量制定刑法、民法、訴訟法和其他各種必要的法律，例如工廠法、人民公社法、森林法、草原法、環境保護法、勞動法、外國人投資法等等，經過一定的民主程式討論透過，並且加強檢察機關和司法機關，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
這段對法治觀念的進步理解，鄧小平先生早在六十五年前即已提出。這一方面令人欽服，但另一方面則令人感慨，六十五年後的今天，中國大陸的法制建設與法治觀念的扎根，仍有許多極待努力的地方。但即便需要努力的地方仍多，但我對中國的法制未來卻是充滿樂觀信心的。
以在大陸普遍受到重視的維權運動為例，人民的權利是現代法律所要保障的中心價值，維權運動的風起雲湧，代表著權利意識的覺醒，也就同時代表法律力量的活躍。但這樣的覺醒與活躍只是起步，在中國，法治這株進步的芽苗，仍須全體中國人持續地細心呵護，也同時堅持地全力捍護！
藉由本書在中國大陸的發行，我希望能藉由對在台灣的法律人的角色反省，提醒在大陸的法律人，法律人在建設法制、落實法治的過程中，該有的堅持是什麼？該避免的錯誤是什麼！
非常高興本書能夠在中國大陸出版發行，但我也想藉此向大陸讀者說明並且表達歉意，雖然書中對法律人的反省對法治建設的建言，值得中國大陸的法界參考，但這些觀點所引據的主要事件與背景事實，終究是發生在台灣而不是發生大陸。因此，對大陸的讀者來說，對於這些事件的陌生，多少會妨礙對於書中所欲鋪陳的觀念的融入與理解。為了減少這樣的閱讀障礙，我會儘量以注釋的方式，將一些在台灣發生而大陸讀者相對陌生重要的事件，簡單地交待其來龍去脈，但為了不讓這些「注釋」喧賓奪主，佔去太多的篇幅，因此，事件的描述不可能鉅細靡遺，若因此讓讀者在閱讀上產生困惑，尚請讀者諒宥。
此外，要向讀者交代的是，這並不是一本討論法律倫理的學術書，雖然法律倫理確實是本書非常關心的命題。本書只是要從詰難性的問題做為開端：「法律人，你為什麼不爭氣？」以試圖找出另一個建設性問題的答案：「法律人，你要如何爭氣？」
這個命題，不只法律人應該也必須關心，以透過自省，務求「革心革行」，事實上這也是所有受苦於法律人不佳表現的台灣人民所應該也必須關心的命題，因為只有進一步去了解，許多（雖非全部）法律人會出現價值毀亂，甚至於毀法敗紀而誤國誤民背後的原因，才能形成一個外在的監督與改革力量，去督促法律人「革心革行」。
同時寫給普羅大眾看的一本書
因此，這本書不只是寫給法律人共勉的，也同時是寫給普羅大眾看的。但由於我不打算以「學術格式」來寫這本書，因此，這本書在某方面並不能、也不打算涵蓋所有法律倫理問題。或許，從某個角度來說，這本書點出的問題，我會期待以後據為基礎，再更深入的以學術討論的方式，寫成一本法律倫理專書，但這涉及自己的時間與心力，什麼時候才能做到，就不可期了。
另外，要特別一提的，則是本書的共同作者：我的學生羅智強君。
智強是一個很特別的人，很難三言兩言形容他──才華洋溢、文筆洗練、對社會充滿熱情；受過長時間專業辯論訓練的智強，邏輯清晰、說理分明，特別擅長哲學思考。為了討論書中許多想法與觀念，我們常常在午夜時透過電話交換意見，一聊往往可以聊上一、兩個小時。我們時常會針對書中的觀念進行「哲學辯論」，透過思想的激盪，常常會得到許多意想不到的啟發。也在撰作本書的過程中，增添無數的樂趣。
因此，這本書雖然是以我為第一人稱所撰作，但其中不管是在資料的蒐集、觀念的闡釋、邏輯的演繹、文字的修潤甚至於若干有趣小故事的穿插，智強都著墨甚深。事實上，書中許多觀念與想法，也都是我和智強共同討論出來的。因此，雖然智強謙辭，但我還是堅持將智強納為共同作者，以聯名的方式發表這本著作。因為，沒有智強，這本書是不可能成形的。
事實上，這些年來，我雖然心裡有很多想法、對社會有很多期待，若不是智強的幫忙，很多事情，我也沒有時間與力氣去一一完成，包括這本書。
最後，身為一輩子的法律人，我深深感受到，不管是法律人的心態、法律教育的方式、法律倫理的建立，都出了很大的問題。我必須要站出來說一些話，我無法容忍自己沉默下去，因為這既是身為法律人的使命，也是責無旁貸的義務。於是我開始給自己一個明確的期待與壓力，要寫一本反省法律人、反省台灣法律問題的書。但即便自己給了自己這樣的期待與壓力，這本書從著手到完成，仍足足花了近一年的時間。
此外，由於希望本書的論述能夠與時事發展一致，我直到付印之前都還在不斷修刪內容，特別是陳瑞仁檢察官在國務機要費一案中起訴了總統夫人吳淑珍女士（註一），提振了檢察機關的公信力，也引起許多關於法律人問題的迴響，為了納入相關問題的探討，對於本書的內容我又再三修改。不過，由於本書援引了大量的時事，而時事的發展又每日而變，想以「過去式」的文字，追上「未來式」的時事，有事實上的不可能，因此，也許等到本書出版上架，到了讀者的手上，書中的內容與時事已有差異，這點只能請讀者包涵。
所幸，在智強的共同撰作下，這本書還是完成了。但說真的，我並沒有寫成一本書的欣悅之感。我心中的憂念，並沒有因為這本書的寫成而稍減。因為，這本書只是起了第一步，盡可能誠實的檢視法律人的錯誤，但法律人要走出輿論的責難，真正成為令社會公眾尊敬、也願意親近的職業，仍有非常、非常遙遠的路要走。
雖然知道自己識短見淺，但我仍不揣固陋的表達了自己對重建法律倫理與法律理想的期待，即便見慮不周，我希望這本書至少能夠達到拋磚引玉的效果，我深深的盼望，社會上學備養深、俊碩傑異復望重一方的法界耆宿，能夠不怕飛灰玷羽，針對法律人的困境，振臂疾呼，發鏗然之言。
不容成為「隱匿的允諾者」
黎巴嫩文豪紀伯倫（註二）曾說：「就像一片孤葉，不會未經整株大樹的默許就枯黃，作惡者胡作非為的背後，並非沒有你們大家隱匿的允諾。」
所有有志的法律人，我們不但不能容許自己成為敗壞法律人名聲的那片「枯葉」，也絕不能容許自己成為默許枯葉萎黃的「隱匿允諾者」。
我們需要更多法律人發於肺腑的自省之聲。
註一：2006年6月12日，李慧芬女士向國民黨立委邱毅爆料，指她的300萬新台幣君悅飯店住宿發票，被她的堂姐李碧君拿去轉交吳淑珍核銷「國務機要費」。6月28日，審計部派員赴總統府查賬，並將疑涉不法相關資料函送台灣高等法院檢察署查緝黑金行動中心調查，由陳瑞仁檢察官負責偵辦。2006年11月3日，台灣高等法院檢察署書記官長張文政宣佈國務機要費案偵查終結。在陳瑞仁檢察官的起訴中認定：陳水扁與吳淑珍、馬永成等人均涉貪瀆。因陳水扁具有總統身分，而受《中華民國憲法》第52條之保障——有刑事豁免權，要等其卸任或遭罷免之後才能另外起訴。高檢署只起訴吳淑珍、馬永成、等人，並認定吳淑珍以他人付款消費的發票詐領國務機要費共新台幣1480萬元。參考資料：維基百科。
註二：紀伯倫，是我最喜歡的一位哲理詩人，他同時也是一位傑出畫家，和泰戈爾一樣是近代東方文學走向世界的先驅。紀伯倫出生在黎巴嫩農家。十二歲時隨母親去美國，過著清貧的生活。十五歲時紀伯倫隻身返回祖國學習民族歷史文化。一九０二年返美後，母親病逝。他以寫文賣畫為生，艱苦地生活。一九０八年，得到友人的資助赴巴黎學畫，並得到羅丹等藝術大師的親授與指點。一九一一年他再次返美后長期客居紐約，從事文學與繪畫創作。當他感到死神將臨，卻罔顧病痛，終日伏案於創作，直到四十八歲英年早逝。紀伯倫的前期創作以小說為主，後期創作則以散文詩為主。作品中處處可見從基督教義出發的人生思考以及豐富的人文關懷，其中《先知》是紀伯倫的頂峰之作，曾被譯成二十多種文字在世界各地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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